有关宋朝历史小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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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宋朝历史小故事篇一：宋朝的皇宫失火案最后如何判决
时宦者置狱治火事，得缝人火斗，已诬伏，下开封府使具狱。权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，乃命工图火所经处，且言：“后宮人多，所居隘，其锅醦近板壁，岁久燥而焚，此殆天灾，不可以罪人。”监察御史蒋堂亦言：“火起无迹，安知非天意。陛下宜修德应变，今乃欲归咎宮人，且宮人付狱，何求不可，而遂赐之死，是重天谴也。”帝为宽其狱，卒无坐死者。——《续资治通鉴长篇》卷一百一十一
公元1032年，即宋仁宗明道元年，北宋皇宫发生了一场大火。本来在这一天，刚刚修好了文德殿，当天夜晚却发生火灾，火势很猛，一路蔓延到崇德殿、长春殿、滋福殿、会庆殿、崇徽殿、天和殿、承明殿堂、延庆殿这八处宫殿，宫室基本被烧毁。当时已经就寝的宋仁宗和皇太后慌慌张张跑到御花园避火灾，“上与皇太后避火于苑中”。火灾后，皇帝没了处所，只好移居到延福宫。
事后，为了追究失火责任，大内临时成立了火灾事故追查小组，查来查去，得出一个结论：是裁缝的熨斗失火所致。该裁缝不知道是不是屈打成招，对“犯罪事实”供认不讳。
案件和嫌疑犯都下达到了开封府，等着判罪，开封府的权知府事程琳却执不同意见，出于科学负责的态度，他画了一张火灾路线图，分析说：“后宫人口密集，御厨里的锅碗瓢盆和灶都接近宫殿的木制建筑，时间久了，质地又干燥，很容易起火，这是天灾，不是人祸。”
除了科学的分析，监察御史蒋堂则从天意的角度来分析问题：“这场火灾没有明显的缘由，说不定是老天爷惩戒陛下呢。陛下您应该加强道德修养，以应付这场天变，而不是一味归咎于后宫的人。他们都是弱势群体，一旦投入监狱，吓得什么都会招供，如果你再进一步赐死，那简直是加重天谴。”
在两人的劝说下，宋仁宗宽大处理了此事，没有人因为火灾而处死。
有关宋朝历史小故事篇二：宋朝如何监管食品安全
中国市场曾经充斥了许多假冒伪劣产品，现在比之前好了很多。古代的话会有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吗?答案很遗憾，是有的，而且还有很多，接下来我们以宋朝为例来看看。
制假售假并非现代人的“专利”，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淳朴，那时候也有很多奸商通过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利。
宋朝就已经有了这种恶风陋俗。奸商们为了多赚黑心钱，想尽各种办法坑害消费者，他们在肉里注水，在粮食里洒水，在盐里掺灰土，往鸡肚子里塞沙子，把鹅和羊的身体吹胀，把腐烂的蔬菜装扮出新鲜的样子，把伪造的物品假冒成正宗的品牌，真是一点儿良心都不要了。
南宋大臣洪迈去金国出差，途经开封，在粮油市场上买了一袋小麦，当时感觉很干燥，哪知没走到张家口就发霉了。众所周知，小麦吸水能力很强，100斤小麦中注入20斤水，摸起来还是非常干燥的，而且籽粒饱满，卖相极好。买家不知道真相，没有及时晒，水分出不来，小麦自然就发霉了。
宋朝奸商可以说俯拾皆是。宋人有首曲子：“浙右华亭，物价廉平，一道会买个三升……这一瓶约迭三斤。君还不信，把秤来称，有一斤酒，一斤水，一斤瓶。”华亭就是现在的上海，这首曲子唱的就是上海假酒—要价不高，一贯纸币能买三斤酒，其实光瓶子就重一斤，掺的水又有一斤，一贯纸币最后只能买到一斤假酒。
不过，那时技术手段落后，假酒只是掺水，对人体没什么危害。事实上，宋朝风气之坏和人心之恶并不亚于今天。
宋朝秀才每年都要祭几回文庙，祭祀完的猪肉，一般大伙分掉，可是到了盛夏，天气炎热，上午祭祀的猪肉，下午就臭了，谁都不愿意要。为了避免“浪费”，他们就把那些猪肉兑给肉贩子，肉贩子用血水泡洗一番，异味儿暂时没了，肉色还挺好看，可以一文不少地卖给不懂行的消费者。肉贩子奸恶倒不奇怪，满口圣贤大道理的秀才们竟然也把变质的猪肉转售他人，看来孔夫子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教导并不管用。
不光秀才，有些农民也很过分。南宋战乱之时，死伤无数，江浙的农民用人的腐尸喂猪和养鱼。腐尸毒性极大，猪和鱼吃了尸体，毒素必然在它们体内残留。农民把这些猪和鱼卖掉，自己只吃正常喂养的，真是既自私又奸恶。
既然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峻，监管也就势在必行了。
当时，河南商丘有个皇家农场，出产的五谷、蔬菜和禽蛋也是专供皇室享用。此外，皇宫及附近还有“御苑”，里面也种菜种粮，可以供应御厨。所以宋朝皇帝吃的都是“特供”。
皇帝们还搞了一些严刑峻法，让御膳房那些掂勺的和切墩儿的不敢马虎大意。严峻到什么程度呢?如果菜不新鲜，或者择得不干净，相关伙计要判处一年劳改;要是御膳里出现了苍蝇或者老鼠屎等脏东西，相关御厨就得判两年劳改;万一让皇帝吃出了毛病，那御厨就得判死刑。
如何保障平民百姓的食品安全?法律规定：出售腐烂变质的食物给他人，导致食物中毒或出现某种疾病的，劳改一年，同时赔偿医药费;如果导致死亡，处绞刑，家产一半充公，另一半赔偿给死者家属。北宋中后期，法律进一步规定，肉贩在猪牛羊肉里注水出售的，打六十大板，再犯则要判处一年劳改。
但奸商横行的普遍现象说明，法律条文并没有起太大作用。为了让自私商贩惮于继续作恶，唐宋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因果报应作品：卖注水肉的贩子来世投生为猪;卖变质面粉的商人来世投生为驴;某年某地晴天霹雳，八十个造假商贩同时被雷劈……
靠因果报应之说能否挽救古代的世道人心?可能会对一部分人起作用，但总体上来说恐怕不行。食品监管还得靠法律，而专制社会缺乏法治根基，所以真正有效的监管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有关宋朝历史小故事篇三：南宋初期穷人厌战
说到南宋时期的北伐，我们往往会想起陆游临终前的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想起李清照的“故乡何处是?忘了除非醉。”亦或是辛弃疾的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”但这些其实都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爱国情怀，并不代表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意愿。
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自古号称东南膏腴之地，“天下赋税，尽出其半”，但在南宋初期却并非如此。经过宋徽宗20xx年花石纲的征掠、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以及宋金战争的动荡，这里人口锐减，满目荒凉，已经变成土匪、盗贼、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。
南宋建立之初，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一半多点，人口也大幅度下降，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却丝毫未减。南宋为了应对战争，常备正规军平时大约保持在40万人，战事激烈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。在南宋民众急需休养生息、恢复生产的情况下，如此庞大的军队无论从军需供给还是人员补充上看，都是当时南宋民众的沉重负担。
再看税收，南宋初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万贯左右，其中1300万贯左右用于皇室开支，2400万贯左右用于在和平时期供养军队，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。而一旦战事爆发，军费会成倍激增。这多出来的费用，政府只会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转嫁给民间。于是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、赋税水平之高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，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一倍左右。
可见，仅仅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就已经让南宋百姓力不从心了，而战端一开，他们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。因此，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而言，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非民族矛盾，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如姜夔在《扬州慢》中表述的那样——“废池乔木犹厌言兵”，只要北方政权不入侵，是绝对不愿意打仗的，更不必提什么北伐。